上半年全球太阳能企业融资45亿美元 同比下降25%

5．平等保护尤其是注重保护弱势群体权益。

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来看．并不太愿意照顾弱者。有的认为群众满意就是好的社会效果，有的认为领导满意就是好的社会效果。

这两种倾向都应当克服。参见时显群：《西方法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比如，打官司难、告状难特别是行政诉讼难等，必须要切实加以解决，以真正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合理要求。总之，法官必须能动地发现事实，能动地解释法律，能动地行使释明权。通过类推方法增强法律的灵活性。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4页。（四）要在牢固树立大局观念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政策和法律的关系。波斯纳对美国联邦法院的这种研究也是典型的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样板。

[49]参见邓海峰、罗丽：《排污权制度论纲》，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6期。正因为如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研究（设计）都至关重要。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划界，以其对法律理论研究与法律工程研究各自的内涵与功能定位的思想归位，明示了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对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工程模型的思想创造与观念塑造的社会责任，从而推动着现实的法律及其实践的发展。它不是任何特殊主题领域（契约、犯罪、财产等）的法律，或者甚至显然也不是任何特别的国家的法律。

换一句话说，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设计的法律工程模型只是现实的法律实践的参照标准与理想样态。[60]参见薛捍勤：《国家责任与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载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法年刊》（2004年），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所以，仿效西洋建筑铁桥洋房就容易，而改革政治法律却难。不仅如此，福泽谕吉还特别地指出：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政令法律，都是耳目可以闻见的东西。徐祥民：《环境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20世纪90年代初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就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即法学研究在事实上具有理论性研究和实践性研究的区分。

只有这样尽可能全面地考虑了法律工程所涉及到的所有的因素，在思想和观念上所建构起来的法律工程才不仅具有在思想和观念本身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且也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具有实际的社会实践的操作性与可行性。另一方面，理论如果变通原则就会形同虚设，因为理论的功能本来在于给实践提供必然性约束，告诉实践在何种条件下事情只能怎样而不能怎样，变通原则虽可以增加理论的灵活性，可以多解释一些现象，但必然降低理论的约束力，理论一旦不能约束实践，实践就会变成恣意妄为。如果说理论研究在思维方式上的典型特点是纯化价值立场（在非严格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尽可能地价值中立或价值祛除），那么，工程研究的典型特点恰恰是强烈的价值偏好与理想的目标设定，也就是强烈的主体参与的主观性。郭道晖：《论法语法律的区别——对法的本质的再认识》，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6期。

第四，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不是直接的法律实践。焦洪昌：《宪法的司法适用空间》，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3期。

[45]可参见下列文献，王保树、邱本：《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对这些思想和理论的交锋和论争，中外法学界都有各自的分析、阐释和说明，这些阐释和说明也都具有各自的合理性与妥当性。

社会工程研究也就是社会蓝图设计和社会过程设计。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课题负责人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43]参见徐学鹿：《什么是现代商法：创新中国市场经济商法理论与实践的思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相应地，也就需要对这两种法学学术研究在思维方式上进行划界。在经济法学领域，有关我国反垄断立法问题的研究[89],等等，属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有工程研究都是为了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案，都属于实践模式、实施方案、设计蓝图等操作性研究。

此处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因此，对已知事实的阐释，具有与对未知事实的预测同样的逻辑结构。

徐显明：《论法治构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则及观念》，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要揭示和发现的是法律的规律和道理，而任何可以称为规律和道理的东西总是事物的内在属性以及这些属性之间的联系，而这些属性及其联系又不能不是客观的，因此，尽管从事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学者在面对复杂的法律现象时都无一例外地必然具有各自的目的、主观偏好或者价值侧重，但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思维程序及其规则来看，为了保证获得客观的法律的规律和道理，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必须尽可能保持价值立场的纯化——在并不严格的意义上也可以称为价值中立，也就是说研究者进行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时候必须进行价值立场的情景提纯。

[69]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除了要依凭上述所言的这些思想理论资源之外，还必须充分考量相关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各种条件与材料。张恒山：《义务先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在追求这个目标中，不应放弃实现目标的合适的和证明为有效的工具与技术。[32]可参见下列文献，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要理解这些理论是什么我们就需要理解对这些理论而言什么才可能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对它们而言可能是什么就是它们的目标指向。毫无疑问，这种区分当然有其客观根据与合理性，即这是从方便于法学教育教学活动，有利于法学学科的发展，同时也能够满足法律实践的现实需求和法律职业的专业化分工要求所进行的区分。

从实质上看，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就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具体而实在的法律存在及其运行的事实出发，在归纳、概括和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概念，通过概念本身的展开和运动，最终获得逻辑完备的有关法律的理论结论，而这些理论结论的实质也就是法律的规律和道理。从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本身来看，尽管我们说事实上并不存在法学的法律理论创新问题，但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主旨与核心恰恰就在于通过包括法学理论在内的多种思想理论资源以及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材料的综合运用，设计、建构和创造出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新模型，而这些新模型始终是以一定的价值为基准来塑造的，因此它们本身必然就是创新性的，否则就根本不成其为法律工程的理想模型。

但同时，回应型法的提出实际上也是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对与现代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与组织框架的理想设计，而这又显然属于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李洁：《论罪刑法定的实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应松年：《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结构》，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当讨论一种法律理论是什么时我会假定我们关心的是对所有成功的理论即符合这两个标准的理论的典型特征的理解。

[11]转引自[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从工程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现实法律及其实践的改进、完善还是对崭新的法律（制度）的设计与建构，其重点无疑都是对一种理想的法律（制度）及其实践的思考，换句话说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思考或者要做的都是在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中过去不曾存在过、现在也还没有存在的法律及其实践样态——尽管这样的法律及其实践样态在别的社会中可能已经存在。这些与规划的组织和执行，组织的内部调控和控制，以及或为有意的社会调控的可能性，一起共同要求为立法活动提供法律计划和政治计划的理论。[76]参见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第四，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划界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进步。换一句话说就是，学科意义的法学理论的研究中只有一部分属于本文所说的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而学科意义的部门法学的研究中恰恰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本文所说的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

曹叠云：《我国环境保护法体系若干问题探讨》，载《环境科学与技术》1986年第2期。而法律实践则是将通过法律的工程建造过程与程序的技术或对策研究，把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所设计和建构出来的理想的法律工程模型，转化和形成的法律工程的具体施工图纸直接付诸现实的法律规范构造、法律制度安排与法律组织架构的建立并使之实际运行的过程。

此处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事实上，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就是运用概念来阐释法律的规律与道理，概念的展开及其运动是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的基本形式，它特别地注意理论的前提假定的可靠性以及从前提假定到具体的理论结论的推导过程在逻辑上的严密性和完整性，以确保获得的理论结论的可靠性。